作为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理论，自然报复论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恩格斯以自然报复论为线索，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入手展开对唯物辩证法的论述，将写作背景、修辞方式、写作意图等巧妙地隐含在文本叙事过程中，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即“两个和解”等重要思想的提出提供了生动图景。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重温自然报复论，有助于全面理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及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着重要启示作用。

第一，自然报复论有着清晰的成型线索。青年恩格斯较早地关注到工业生产带来的污染问题，在《伍珀河谷来信》《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了河水污浊、空气遍布粉尘等问题，指出与资本增殖欣欣向荣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人类生活环境的每况愈下，工人更像工具而逐渐丧失人的活力。他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将社会问题的矛头指向了竭泽而渔式的生产活动。沿着这条思路，恩格斯在《论权威》中首次以“报复”为关键词描述了社会生产引发的人与自然关系矛盾：“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此后他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阐明了自然报复论的经典论述：“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在此基础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的写作中已从关系角度串联人与自然，用辩证思维方法将现实问题和深层背景进行抽象提升，通过历史角度展开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发展过程，系统论述了社会矛盾的深层原因并试图给出变革生产方式的方法论途径。

第二，自然报复论有着复杂的写作语境。首先，欧洲无产阶级队伍壮大后对系统世界观的需求。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进一步深入，普通党员或者被庸俗唯物主义等世界观侵蚀，或者逐渐走向机会主义、冒进主义，致使无产阶级队伍不断丧失战斗力。如何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内部形成统一的、完整的世界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奋斗一生的缩影，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各有分工，以自然报复论为代表的自然辩证法就很好地解释了人与自然的矛盾问题，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必须进行“两个和解”的社会主义革命。其次，科技进步的深刻影响。近代自然科学的崛起使自然的神秘面纱被逐渐揭开，科学的威望逐渐超越了宗教神学和哲学理论。至此，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具备长久有效的影响力，就必须与科学技术进步相统一，即剔除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自然观，以辩证法认识自然、社会和人自身。最后，人与自然之间冲突的现实反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进步，其逐利本性也进一步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人对自然的理解速度并没有跟上对自然的改造速度，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等都需要进行反思和审视。

第三，自然报复论有着明显的写作意图。首先，对自然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清算。对自然的敬畏和“万物有灵”的泛神论发展为地理环境决定社会发展的自然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极度强调自然力对人类社会的单方面作用，而“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而为了突破自然主义思想的禁锢，人类又走向另一种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对自然界的支配、控制和统治，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肆意攫取。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恩格斯作了理性定位。他认为，自然是先在的物质存在物，它为人类提供了物质基础，没有生产对象就不存在生产活动和作为劳动主体的人，“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即“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只有看清这种辩证关系才能察觉到，现实中自然的步步退缩背后是自然报复的步步紧逼。其次，对庸俗唯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清算。以庸俗唯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代表的旧观念变种或者否定辩证法而最终滑向唯心主义，或者武断地将自然科学嫁接至社会运动。恩格斯指出，辩证法是区别于形而上学的科学理论，要解决自然报复问题，就需要基于辩证法进行自然观变革，同时要警惕僵化地迁移自然科学理论，“把历史的发展和纷繁变化的全部丰富多样的内容一律概括在‘生存斗争’这一干瘪而片面的说法中，是极其幼稚的”。于是，恩格斯认为剖析满目疮痍的自然生态背后的根源，需要转向对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的批判。最后，对形而上学自然观和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清算。费尔巴哈在打破黑格尔哲学神秘主义的同时也抛弃了辩证法，又回到形而上学的窠臼中。在恩格斯看来，形而上学机械的判断、静止的观察和片面的组织形式上的自然，甚至不如古希腊哲人眼中流动的、生成的、变化的自然。马克思恩格斯承认“黑格尔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他们继承了辩证法合理内核并将其改造为唯物主义基底上的方法论工具。

第四，自然报复论有着鲜明的修辞策略。一是拟人表达。恩格斯将自然的反作用喻为自然报复，使自然具有人性，深刻体现了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辩证特征。二是类比思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旧序中列举了热素、燃素及自然科学的案例，指出自然联系不应该是构造的而应是发现后在经验中被证明的。进而类比出自然报复实质是人的自我报复，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须变革人的关系。三是模型抽象。恩格斯援引了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区居民焚烧森林导致水土流失、意大利人乱砍滥伐导致失去畜牧业的根基、西班牙种植场主焚烧森林作为肥料供给咖啡树而致使“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等例子，从案例分析到理论抽象的模型化，试图在这些纷杂的现象背后探寻一种统一的解释理论。

第五，自然报复论有着深刻的现实指向。恩格斯认为人类的认识缺陷、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生产和消费分配弊端必然会导致自然报复的产生，并会越来越严重，只有走向“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然报复问题。首先，人类认识的局限容易诱发自然报复。新兴科学理论和技术应用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人类一旦沉醉于“征服”和“支配”自然的狂妄中，就会无限制地攫取和破坏，从而诱发自然报复。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自然报复。人类社会在资本主义之前勉强能够与自然之间形成一种相对的平衡，而这在工业革命后被迅速打破。资本的逐利性忽视了长远利益，生产不再是以满足需要为目的，而是追求高额利润和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其结果是对人类生命力和自然力的双重破坏，自然报复成为必然结果。最后，社会生活的盲目直接催生自然报复。马克思恩格斯敏锐觉察到人类社会的异化倾向，资本的增殖欲望转嫁为人类的消费欲望，普通人受广告、推销、文化等理念影响，将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上升至“品质”“品位”“潮流”的消费欲望，从而加速了社会生产对自然的汲取，使原本已经紧绷的人与自然关系雪上加霜，进而直接催生了自然报复。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恩格斯自然报复论为我们提供了辩证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基础，而其主旨仍是面向实践的变革。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就要求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转变传统发展模式，恪守生态红线，完成好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建设美丽中国。